馮飛語錄：
事實上，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當量中，80%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累積下來的，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存留時間為300~3000年，因此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依然對全球的氣候變化產生主要的影響。因此對發達國家必須核算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建立國家排放賬戶，用數量來講話，這樣才能體現公平。
目前有四大實現低碳減排的手段，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優化能源結構，發展低碳能源，三是減排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四是提高碳匯。在這四大手段中，當前最具潛力的是節能技術和提高能效。我們做了測算，要實現2030年的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其中65%~70%將來自節能和能效提高的貢獻。而能源結構的調整，也就是現在非常熱鬧的可再生能源，短期內由于基數較低不可能有大的貢獻。
廣義的綠色經濟涵蓋低碳經濟和氣候變化問題
也許越是耳熟能詳的東西，我們越不理解它的真正內涵。
“低碳經濟現在很熱，今年政協的一、二號提案都有關低碳經濟，兩會期間大家也都在談，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經濟？包括現在國家領導人在談到低碳經濟時，往往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三個概念同時提，指出要積極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那么，這三個概念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又是什么？”在近日舉行的第五屆中國產業投資高峰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主任馮飛一上來拋出的兩個問題就難住了大家。
馮飛介紹說，其實迄今為止低碳經濟的定義在國際上還未取得一致共識，各國對低碳經濟的理解也有不同，并各有側重。“我想就我研究的角度看，低碳經濟首先要明確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相對于傳統發展模式來看，它具有低排放、低能耗的特征，同時需要符合三個原則。第一個是脫鉤原則，如果我們再深一步分析的話，脫鉤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叫強度脫鉤，比如我們已經對外宣布的，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減少40%~45%，就是排放強度脫鉤的概念；還有一種脫鉤叫總量脫鉤，二氧化碳或者說溫室氣體與經濟發展總量和增速脫鉤，或者說在獲得經濟增長的同時呈現出低排放的狀態。”馮飛表示說，“對中國而言，分兩步走，先實現強度脫鉤，再完成總量脫鉤的戰略是非常明確的。”
“第二個原則是相對原則，就是究竟排放達到多少算‘低碳’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特別是中國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傳統的高能耗、高碳產業還有一個相當長的繁榮發展時期，由此就引申出一個高碳行業低碳技術如何發展的問題。”馮飛接著分析說，第三個原則是多目標原則，就是低碳發展模式可以幫助加快經濟增長、提供新就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馮飛還指出：“就‘綠色經濟’而言，這個概念提出得比較早，一開始主要是針對農業來提的，比如上世紀60年代南亞、拉美等地區應用農業生物技術實現糧食大量增產的‘綠色革命’。隨后羅馬俱樂部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提出‘增長的極限’，1992年的聯合國環發大會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斷地拓展綠色經濟的內涵。因此綠色經濟在今天的含義我個人理解有兩個層面，狹義和廣義。所謂狹義綠色經濟，主要指聯合國環境署的定義，即相對于原來的污染物，換句話說，‘綠色’是相對于‘黑色’、‘灰色’而言。”
馮飛進一步分析指出：“按這個定義的話，綠色經濟就不涵蓋低碳的概念，因為低碳主要是針對溫室氣體的，溫室氣體特別是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物，它是氣候問題、是環境問題，但不是有害氣體，不能作為污染問題來對待。盡管美國的立法者，現在試圖把二氧化碳作為有害氣體，但從目前中國政府態度來看，不太贊成把二氧化碳作為有害氣體來對待。因為如果作為有害氣體，緊接著就要面臨‘三可’，做到排放量可測量、可評估、可核查。所以按照綠色經濟的狹義定義來看，它和低碳經濟是有區別的。而循環經濟主要是從資源利用方式的角度提出的，就是對于資源的消耗、生產、消費，從原來單線式消耗方式變成一個可循環、反饋式的資源利用模式。”
馮飛又表示：“綠色經濟還有另外一個廣義的定義，它既涵蓋低碳經濟，也涵蓋了氣候問題和溫室氣體問題。比如2008年底，聯合國環境署向全球倡導實現綠色復蘇，進而實現綠色增長，并定義了綠色投資的范疇，無疑是廣義的綠色經濟。我們國內對綠色低碳經濟的理解，關鍵看‘綠色’是指廣義還是狹義，現在國內用的比較多的是廣義綠色經濟的概念。如果要強調減排或者資源循環利用方式，還會有‘綠色低碳經濟’和‘綠色循環經濟’這樣的提法。”
國際分歧不影響中國做好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文章
“提到低碳，就不能不提氣候問題和二氧化碳減排。”馮飛介紹說，“目前在對待氣候變化的問題上，世界各國有著來自政治上和經濟發展上的不同訴求，在許多重大事務上存在著分歧，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共同愿景，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目前需要展望到2050年，2050年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各個國家有其自身利益考慮，因此在共同愿景上各國的提議也不同，比如歐盟提出“2攝氏度”控制目標，聯合國氣候變化問題政府間協調工作小組IGCC提出的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濃度當量的概念，所謂當量就是把其他的溫室氣體也折成二氧化碳來考慮，控制在450ppm，再如英國的著名氣候問題學者斯登提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要控制在200億噸，屆時全球人口預計將達到100億，人均2噸的概念。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會達成的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協議》中，實際上對共同愿景有了一個相對統一的認識，就是把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大家知道哥本哈根協議的達成中國發揮了非常建設性的積極作用，我們贊同2攝氏度，不承認450ppm，因為濃度指標直接與“三可”――可計量、可核查、可報告相掛鉤。這是第一位的重大分歧。”
“第二個分歧體現在二氧化碳減排義務分擔上。”馮飛指出，“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態度非常明確，就是要找到一種依據來支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這也是京都議定書中的原則。事實上，目前全球的二氧化碳當量中，80%是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累積下來的，二氧化碳在地球上的存留時間為300~3000年，因此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依然對全球的氣候變化產生主要的影響。因此對發達國家必須核算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建立國家排放賬戶，用數量來講話，這樣才能體現公平。”
馮飛介紹說，他在和外國專家和一些高層討論這一問題時，外方通常用兩條來反駁，第一條是“我們曾經犯了歷史錯誤，中國不要再犯”，第二條是“目前有溫室氣體減排技術，不像數百年前英國和美國工業化時沒有相應的技術手段”。馮飛說，每當此時，他會給對方算西方的歷史欠賬，并由此來展望未來，“到2050年全球要實現氣溫上升控制在2攝氏度的目標，是以1990年為基年，60年間可以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大約為14000億噸，即使發達國家按照95%的減排目標，60年間人均排放量將達到330噸，留給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累計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只有不到120噸，僅僅是發達國家的1/3左右，不僅是歷史上的不公平，還由此產生了新的未來的不公平。”
“此外還有技術轉讓方面的分歧，發達國家往往把減排領域的技術轉讓和一般商業領域的技術轉讓混淆起來；以及來自資金減排上的分歧，目前國際框架下用于減排的幾個基金，每年可以提供的資金量只是實際需求的數百分之一；還有透明度也是一個重大分歧，發達國家主導游戲規則的情況依然十分嚴重。”
馮飛表示說，雖然各方分歧依然十分嚴重，但是毫無疑問，氣候變化、能源安全已經構成了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威脅。如果不進行低碳轉型的話，對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還會越來越大。“聯合國的報告指出，目前氣候問題每年造成的損失占全球GDP的3%左右。因此無論國際氣候領域政治和外交形勢如何風云變幻，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框架下做好中國自己結構調整和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大文章，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展。”
低碳變革帶來產業投資新機遇
馮飛還指出：“氣候問題不僅給世界帶來挑戰，我們也要看到它所帶來的低碳變革的積極一面。”馮飛介紹說，目前明確提出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行動計劃的已有17個經濟體，既包括主要的發達國家，如歐盟、美國、日本，其中最積極的是歐盟；也包括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墨西哥就專門制定了國家低碳發展規劃。全世界范圍內對于低碳經濟的一致共識將帶來千載難逢的產業新機遇和新投資，并對世界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產生5方面的重大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將引發世界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革命。比如我國目前提出的將要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能源、電動汽車、節能環保產業等，都屬于低碳經濟的范疇。而美國新能源的概念則包括3層含義，既包括能源供應的新來源，也包括節能技術，還包括電動汽車，可謂異曲同工。事實上，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可以催生新產業，還可以多創造就業，美國加州的案例就顯示，在整個風電產業鏈中，包括建造、安裝、運營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傳統火電多27%，比天然氣發電多60%。”馮飛還告訴記者，根據聯合國環境署2008年對于綠色投資的界定，綠色投資在各國投資活動中占比最高的韓國達到80%,中國占達到37.8%，美國大約占15%左右。其中美國的綠色投資主要在能源相關領域，集中度非常高，去年已經達到970億美元，總量上很大。而中國的綠色投資，由于聯合國環境署把鐵路、公路等公共交通設施投資計算在內，因此比重也較大。
“第二個影響是將改變貿易規則和貿易格局，特別是最近對碳關稅的討論，我想對于出口型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帶來的壓力是越來越大，碳關稅的問題被政客所利用，一方面，我個人認為在全球范圍內，真正實行碳關稅我估計會遭到很多國家的強烈反對；另一方面，今后以各種名義出現的以氣候變化為借口的貿易壁壘會不斷出現。”馮飛介紹說。
“第三個影響是可能改變公眾的消費行為，”馮飛指出，“最近很多發達國家在引入碳標識制度，它標識一種產品的碳含量，從而引導消費者購買低碳產品。比如在世界農產品貿易，發展中國家出口的糧食產品以及蔬菜水果，化肥使用量是比較高的，未來化肥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能源、排放二氧化碳也會按照全生命周期的計算原則被納入到農產品當中，這樣就會比進口國本地產品碳含量要高。這對于發展中國家是十分不利的。”
馮飛還指出，第四個重大影響是全球碳市場的規模可能會遠遠超過原油市場。目前是歐洲的碳交易市場規模最大、最為活躍，美國一些議員也提出要進一步壯大美國的碳交易市場，日本韓國也準備建立碳交易所。而“碳貨幣”、“碳銀行”等市場創新更是不斷涌現。而第五個影響則作用于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投資行為準則，“比如實行強制性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估計幾年之內就會在一些國家出現，取代目前自愿性的信息披露制度。”
五大支柱助推中國碳排放強度脫鉤
“中國低碳發展的路徑如何走。我們的研究顯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可能在2030年才出現。也就是說實行兩步走的脫鉤戰略，第一步的強度脫鉤要到2030年才能實現，還有20年的時間，再往后才能談到總量脫鉤。而在此之前，以中國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僅相當于美國1/7和OECD國家平均水平1/4的低基數來看，隨著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能源的消耗總量肯定還會持續增加。因此，目前的關鍵是通過什么來實現第一步的強度脫鉤。”
馮飛認為，目前有四大實現低碳減排的手段，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優化能源結構，發展低碳能源，三是減排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四是提高碳匯。“在這四大手段中，當前最具潛力的是節能技術和提高能效。我們做了測算，要實現2030年的強度減排承諾目標，其中65%~70%將來自節能和能效提高的貢獻。而能源結構的調整，也就是現在非常熱鬧的可再生能源，真正發揮重大效果尚需時日。比如盡管風電近幾年裝機容量年年翻番，到去年年底達到2500萬千瓦，其中去年一年就新增近1300萬千瓦，已經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們考慮整個能源結構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短期內由于基數較低不可能有大的貢獻。目前可再生能源整體上只占到8.3%，這其中還有7個百分點來自于傳統的水電，只有1個多百分點是目前最熱鬧的風電和太陽能。特別是考慮到目前風電利用小時數比較低，理論上可以達到2000小時，而實際利用小時數還不到1600小時，相應的效果更要打個折扣。”
馮飛就此指出，要實現到2030年能源排放總量出現拐點，更好的實現強度減排，以及向總量減排的跨越，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中需要有五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低碳的新型工業化，第二個支柱是低碳的可持續的城市化，第三是能源結構的改善和發展低碳能源，第四是低碳的消費模式，第五是碳匯和土地利用。這些構成中國當前和未來低碳發展的總的框架。”
“首先就新興的低碳工業化而言，”馮飛指出，“目前中國工業中主要有兩類碳排放，一種稱為直接排放，另一種叫做間接排放。所謂直接排放是指在工業生產中由于原料使用、化學反應直接生成的溫室氣體，散溢到大氣環境中，例如建材、冶金等傳統行業都是溫室氣體直接排放的大戶。所謂間接排放，是指工業領域由于使用能源而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比如工業用電產業的直接排放應該算到電力企業，但它是工業部分造成的間接排放，在我國全社會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企業占到70%，因此在工業領域中提高能效，是工業領域減排中最核心的內容。”
“當然，工業的直接排放也不容忽視，”馮飛同時表示，“我們估計也占到全社會總排放量的5%~10%，采取相應的技術減排手段十分必要，這就涉及到傳統產業工藝流程如何應用低碳技術進行改造的問題。其實無論是減少直接排放還是間接排放，未來低碳發展的具體措施和以往我們已經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我們從十一五之初就在工業領域抓了十大節能工程、千家企業節能行動等，不僅與低碳發展目標有很多相容之處，而且也是目前最有潛力的環節。當然還有一些地方是我們目前沒有涉及到或涉及得比較少的，例如能源品種的優化，目前天然氣在我國一次能源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其實使用煤炭作為工業燃料的許多部門，比如建材、冶金行業，改用更加清潔的天然氣是完全有可能的。”
馮飛還指出：“工業領域中還有一塊具有很大潛力，就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馮飛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共同特性，就是他們都是技術引領型的產業。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按照現在傳統產業的發展模式，只是盡快加快投資、擴大產業規模、推進產業化，帶來的技術風險是極其巨大的。“這里可以舉一個太陽能光伏產業中多晶硅制備技術的例子，目前國內90%的多晶硅生產技術采用的是改進西門子法的技術路徑，制備1公斤6個9精度的多晶硅耗電200千瓦時。現在又產生了好幾種新技術，有的一公斤耗電僅有75千瓦時，還有最低的據稱只有40千瓦時。這些新出現的技術對老技術是顛覆式的創新和完全的替代關系。原有技術完全失去存在價值并不可怕，關鍵是沉淀下來的巨大物質成本將如何處理。然而目前現有的產業政策對這一問題還沒有充分考慮。多晶硅現在為了控制產能，門檻提升到3000噸，這意味著每個項目的投資都達到幾十億甚至上百億，蘊含的技術風險不言而喻。目前在這一產業的全球格局中，中國的產能最大，并且97%用于出口。我認為這一方面是多晶硅制備環節存在大量的耗能和污染，發達國家難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目前還沒有充分揭露出來的，實際上是中國企業在冒著技術風險，成為這個新興產業的實驗品，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覺和重視的。”馮飛還表示，目前我國電動汽車行業具有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良好歷史機遇，但仍然存在著電池能量密度和電池組一致性等方面面臨突破的產業化難題。
“第二個支柱是城市化，我認為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模式究竟應當如何。放眼全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化典型，一種是分散型城市化模式，洛杉磯、休斯敦等美國城市都是代表，買一份報紙都得開車；另一種是以日本為代表的緊湊型城市化模式。從低碳角度來看，兩種模式的本質區別在于人口密度與人均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很顯然，人口密度越大，能源消耗就越少。”馮飛就此指出，中國應當選擇的無疑是緊湊型城市化模式，同時防止大城市病，走多中心、衛星城的城市組團發展模式，“最理想的模式是中國在未來20年形成20個左右的城市組團支撐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小城鎮無疑是吸納農村轉移人口的主渠道，但是小城鎮發展不是孤立的發展，而是應當納入城市群當中去。”
“其次是推行公交優先戰略，大力發展以軌道交通為代表的城市公共交通體系。還有一塊是城市的建筑節能。目前中國城市建成建筑中達到建筑節能標準的只占不到20%，而且我國的建筑節能標準還停留在上世紀的節能技術基礎上，因此實際上國內目前建筑節能的潛力非常巨大。”馮飛補充說。
馮飛認為第三個支柱是改善能源結構，大力發展低碳能源。“我們有一個預測，就是到2050年，煤炭占1/3，油氣占1/3，低碳非化石能源占1/3。因為根據國家的規劃，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將占到15%,那么到2050年，再進一步達到1/3是完全有可能的。基于以上預測，除了關注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煤炭的清潔利用技術也非常值得關注。無論中國未來能源結構怎么調，煤炭始終是第一大能源，清潔煤利用技術才是最終解決中國能源領域低碳發展的最關鍵技術。”
馮飛最后表示，低碳消費模式的建立還需要探索，但未來隨著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潛力非常巨大。同時，森林碳匯間接減排也可以為低碳發展作出貢獻。“如去年胡總書記在聯合國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提出，中國將增加四千萬公頃的森林面積，也就是新增四千萬公頃森林碳匯，一株樹在它的生長周期中可以吸收1.83噸二氧化碳，森林碳匯的固碳效果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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